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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万隆精神的新定位是什么

发布时间:2019-10-13 06:14:42

  新万隆精神的新定位是什么

  自4月19日起,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就成为国际传媒聚焦点之一:先是为期5天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峰会在雅加达举行,随后部分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前往万隆,出席在昔日万隆会议旧址举行的纪念仪式。 年前的万隆会议是由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倡导举办的,当时

  自4月19日起,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印尼就成为国际传媒聚焦点之一:先是为期5天的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峰会在雅加达举行,随后部分国家领导人和代表前往万隆,出席在昔日万隆会议旧址举行的纪念仪式。年前的万隆会议是由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倡导举办的,当时的背景是美苏争霸格局初见端倪,亚非各国或刚刚获得独立,或正为争取摆脱殖民地位而斗争,许多亚非国家力图通过彼此间的团结、合作,摸索出一条“既不亲美、也不亲苏”,独立于美苏两大国的自主发展道路。尽管当时与会者为会议制订了“和平、安全、经济发展”三大会议重点,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亚非国家普遍是小国、穷国、弱国,只占全球经济总量1/4且经济门类不齐全,经济结构落后,许多国家畸形发展了依附于旧“宗主国”的原料经济,亚非国家间缺乏经济互补性)和冷战方酣的格局,旧“万隆精神”在很大程度上被局限于“携手谋求独立”、“联合反殖反霸”和“不结盟”等狭窄的领域,且在此后的落实中遇到重重阻力:不少与会国随后仍不得不追随各自冷战阵营;不少亚非国家空有热情与理想,却苦于应付复杂的国内矛盾和险恶的国际形势(连东道主苏加诺本人也未能幸免)。被称作“第一次亚非会议”的万隆会议召开10年后,原定在阿尔及尔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却因东道主政局突变而流产,不结盟运动虽吸引力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却既未能在冷战期间真正发挥“第三极”的作用,更未能在“后冷战时代”成为填补真空的号召性力量。2005年,在南非时任总统姆贝基和印尼时任总统梅加瓦蒂的倡导下,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终于姗姗来迟,会上通过了《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宣言》,并宣布建立“亚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迄今10年过去,这个亚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的面目依旧很不清晰,在这10年间,亚欧会议(ASEM)、东亚合作论坛(FEALAC)等区域性合作机制、平台相继诞生,并很快具备了更强大、灵活的可操作性,而中非合作论坛等“一对多”平台更已纷纷进入“实用化”阶段,与之相比,亚非间的区域性合作机制似乎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以至于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等机构一度在此次峰会和纪念活动期间质疑“似乎亚非间差异比60年前更大了”。此次峰会产生了三个纲领性文件,即万隆声明、振兴新的亚非战略伙伴关系(NAASP)宣言和亚非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宣言,在这三个纲领性文件中,巴勒斯坦问题是“老万隆精神”和不结盟运动精神的延续,也和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情况有关,NAASP则是10年前会议宗旨的“整旧如新”,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提出“新万隆精神”的万隆宣言。雅加达峰会结束后,部分与会国领导人专程赶到万隆,沿着60年前会议旧址进行了极富象征意义的“漫步”,4月24日在昔日万隆峰会所在地——万隆默迪卡大厦举行了万隆声明签字仪式,签字者为维多多总统(代表东道主)、习近平主席(代表亚洲)和斯威士兰国王姆斯瓦蒂三世(代表非洲),尽管仪式充满了象征性,却也表明与会方对“新万隆精神”的重视。“新万隆精神”包含多领域内容,其核心则是亚非国家寻求在参与全球贸易、外交“游戏规则”制订主导权方面进行更多合作和更紧密联系,在此基础上,各国领导人同意致力于共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支持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扩大贸易、投资、教育和其它联系,支持建立更加公平、更有利于发展和更包容的国际秩序。正如雅加达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优素福.瓦南迪等人所言,在许多与会国看来,如今和60年前最大的不同,是亚非国家的实力和潜力为世界所普遍认识,不仅拥有了已成长为经济大国的中国,因此“有了和北方国家抗衡的机会”,而且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也超过了50%。此次峰会期间,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与会,并在峰会期间提出为与会地区提供35万个培训机会,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则让驻印尼大使罗伯特.布莱克作为观察员与会,并在会议期间称美国的“再平衡”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该地区每个国家提供了“双赢”的机会,“有助于和平与稳定局面至少延续10年”,这在“旧万隆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尽管峰会期间并未过多提及“一带一路”、金砖国家银行、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但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等口号却不绝于耳。正如HIS亚太首席经济学家拉吉夫.比斯瓦斯等人所指出的,新时期亚非关系主要是经贸投资关系,对于“新万隆精神”,大多数国家、尤其非洲国家代表优先关注的仍然是经济合作和发展。60年后,亚非会议的主要焦点已从政治问题转移到经济问题上。经济问题对亚非国家十分重要,因为南北矛盾主要是经济矛盾,南方国家在这方面将和北方国家进行长期的对话和斗争,而IMF、世行和亚开行拒绝让新兴国家发挥更大作用,尤其美国国会的阻挠更令上述机构无法在亚非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也使得“中国因素”和中国所倡导的一系列区域、跨区域构想、机制,成为“新万隆精神”的重要“底气”所在。正如优素福.瓦南迪所言,中国已表明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共同成长,这为南方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希望。在当今世界上,亚非两洲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是崛起中的世界工厂,而非洲是农产品、矿产品出口地,双方优势互补且各自具有比较优势,不仅如此,两洲都希望在国际新秩序中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这些都成为“新万隆精神”呼之欲出的基础。如果说60年前的“旧万隆精神”体现了亚非各国自主、自立、自强、相互扶持的精神和意愿,那么60年后的“新万隆精神”则不仅同样体现了这种精神和这些意愿,更因时代的发展、国际形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让与会国和全世界看到了将之变为可操作计划、可实现蓝图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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